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发布“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河北阳原县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器时代遗址、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青铜时代遗址、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东晋唐时期墓群6个项目入选。这些新成果不仅刷新了相关历史认知，还勾勒出绵延不绝的文明长卷。
河北阳原县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
勾勒东方人类演化图景
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位于中国冀西北的泥河湾盆地以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丰富而闻名于世，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即为泥河湾遗址群的一处重要地点。从地理位置看，该遗址处于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分布于泥河湾盆地中部南缘的深山中。
2月4日，这处地处深山的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无论在成果汇报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部主任王法岗的眼中，还是在点评专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的判断中，该遗址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高星看来，这是“老遗址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在这收获的背后，是考古队员的艰苦工作。因遗址所在村庄整体搬迁，没有方便的条件，而且进出遗址要通过12公里的山路……虽在发掘过程中面临种种挑战，但那些“柳暗花明”的惊喜在考古队员的心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记。
也正因为地处偏僻，新庙庄遗址曾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1986年，新庙庄遗址迎来第一次考古发掘。之后的数十年中，考古人苦苦寻找，却未见其踪影，一直到2015年才被重新找到。2016年至201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该遗址开展了专题调查，遗址内涵得到极大丰富。
2022年，新庙庄遗址迎来一个新的起点。从这一年开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开展持续发掘，遗址的面貌日益清晰。
“我们在2022至2025年连续发掘2至5号、20号地点，并开展了系统的光释光、碳十四测年与环境分析等多学科研究，确认距今12万年至1.3万年间的6期、11个阶段的遗存，包含石片石器、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石叶、小石叶、细石叶、楔形细石核细石叶等石器技术，早期继承古老石器技术，后又发展、变革，多种石器技术为华北首次发现。”王法岗说，“为探索华北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旧—新石器过渡提供了系统材料，构建起了华北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
在华北首次发现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发现东亚最早的小石叶技术、揭示了细石叶技术发展演变的关键证据、发现系列早期“热处理”技术、发现鸵鸟蛋皮串珠类装饰品……新庙庄遗址的这些重要发现系统性地展示和勾勒了东方人类演化图景。“由此可以说，在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关键阶段，东方人类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充满创新与融合能力的能动主体。”王法岗说。
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器时代遗址
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开始利用植物纤维
在此次入选项目中，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器时代遗址榜上有名。
嵩山东麓地区是裴李岗文化分布的核心区，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密集分布区。
“既往发掘和新的调查显示，裴李岗遗址下层极有可能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武笑迎介绍，为全面了解遗址聚落布局、文化内涵、生业经济、社会组织结构以及裴李岗文化的来源，探索中原地区旧—新石器过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裴李岗遗址展开新一轮考古发掘和研究，确认了遗址下层存在连续、深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年代为距今3.6万至1.4万年。
据武笑迎介绍，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演变，将旧石器时代遗存分为3个阶段：早段距今3.6万至2.9万年，遗物以简单小石片石器为主；中段距今2.9万至2.2万年，遗物较为丰富，新出现细石器技术，以锥形、半锥形细石核为主，同时发现有鸵鸟蛋壳串珠加工全流程遗物；晚段距今2.2万至1.4万年，细石器技术继续延续，以小楔形细石核为主。
“从出土遗物看，石磨盘、小型串珠饰品、楔形石核等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型遗物可能存在一定的演进关系，为探索中原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武笑迎说。
值得关注的是，遗址出土的人面陶塑和“之”字纹陶罐与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具有一定联系。其中人面獠牙像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之一，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神面形象的源头之一，为研究原始艺术和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
同时，遗址还发现了采用水稻为原料的红曲霉发酵技术酿酒的证据，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以陶小口尖底瓶进行酿酒实践的证据，为探索仰韶文化尖底瓶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武笑迎的介绍，在墓葬中还成功识别出一组器物，可能与纺织生产纤维、染色织布制衣有关，表明植物纤维利用的历史还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也是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的关注点之一。在他看来，未来可以在这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细致研究。
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
延长红山文化年代下限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郑家沟村西100米处的高地上，处于“三山两河”之间。
据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龚湛清介绍，经调查，在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7个地点，共计9座积石冢。
此次发掘的一号冢位于遗址东部，发现于2021年底。2022年至2025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4年时间共揭露出石护墙四重、土台三级，发掘墓葬90余座，祭祀坑180余座，出土遗物600余件（套）。这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分布核心区域发掘的积石冢遗迹。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表示，郑家沟遗址为认识红山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冢上出土的器物多为祭祀、陪葬性质遗存，极少生活用器，质地主要为陶、玉、石、骨、蚌等。此外，冢内还出土了大量用蚌、珍珠、螺等制成的饰品，多数为穿孔佩戴，也有与天河石搭配镶嵌使用的。”龚湛清说。
据龚湛清介绍，本次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中最有特色的一件当为“彩绘熊首泥塑”，宽约20厘米，长约25厘米，通过塑形、铺设彩色石块、涂刷白灰地仗层、彩绘等步骤制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对其开展了曲面荧光扫描，发现了钙、铁、锰、钛等化学元素，表明其表面彩绘可能由白、红、黑等颜色构成，其制作工艺、结构、彩绘方法与辽宁牛河梁女神庙内出土壁画相似。
而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医科大学都对冢内出土的24例人骨个体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研究表明郑家沟人群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人群具有很强的遗传联系，应属同一族群。
龚湛清表示，这批遗存的发现，表明冀西北地区可能是红山文化晚期人群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不仅延长了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还大大扩展了红山文化人群的活动范围，揭示出红山文化由东北向西南发展的新趋势。
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青铜时代遗址
青铜时代晚期大型聚落
呼斯塔遗址位于阿拉套山南麓，自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该遗址开展持续考古工作。
历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呼斯塔遗址是一处由核心区城址、墓地，以及核心区外围遗迹构成的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聚落，其主体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晚期。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王鹏介绍，核心区的城址被石砌城墙包围，面积约5万平方米，结构复杂、配套完备，是西天山地区罕见的青铜时代晚期核心聚落。
东区墓地位于遗址东南部的大呼斯塔山下，墓葬分布密集，总数达百余座。一号冢是其中一座大型石围封土墓，年代比核心区城址早1000多年，是新疆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之一。
根据王鹏的成果汇报，可以得知一号冢内出土遗物包括石人、权杖、权杖头、陶“香炉”、木器、铜刀等以及大量质地不同（铜、绿松石、玛瑙等）的耳环、串珠、坠饰等装饰品，共计300余件（套）。而且，一号冢保存了大量的人骨遗存，为探讨西部天山地区青铜时代人群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当时的居民如何生活？这从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可窥见一斑。“遗址中出土的可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骼标本中，家养动物羊约占3/4，黄牛约占1/4，这说明当时居民所依赖的是以畜养牛羊为主的畜牧业经济。”王鹏说。
王鹏表示，虽然同一时期的墓葬近年来在周边地区也有发现，但该墓规模大，形制极为特殊，前所未见，是新疆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
实证文献中秦始皇筑琅琊台的记载
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三面临海，中心为海拔183.4米的山峰。2019年至202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共同对遗址进行持续主动性考古发掘。
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考古研究室主任吕凯介绍，琅琊台遗址是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的高等级建筑群遗址。
“根据判断，山顶与山下建筑同时营建，但功能或存在差异：山顶高台建筑强调礼制意义，山下院落则更具生活功能。”吕凯说。
遗址出土大量建筑类遗物，可分为两期：第一期为秦代，以云纹瓦当等为代表；第二期为西汉时期，主要为瓦棱纹瓦和菱形纹砖等。秦代遗物中见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可证实文献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筑“琅琊台”的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时代明确的秦代窑址的发现，不仅为遗址断代和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还充分展现了中央集权下资源调配方式与标准化生产制度。
吕凯表示，经过对遗址的数年考古发掘，实证了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筑琅琊台的记载。琅琊台是目前发现的我国东部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代国家工程。同时，考古发掘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
“考古发现串联起秦始皇东巡海疆、筑台立石及移民设郡等重要历史事件，反映了秦汉时期的海疆观念，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鲜活案例。”吕凯说。
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东晋唐时期墓群
见证唐代丝路贸易的繁盛
巴达木东墓群是一处晋唐时期的墓葬遗存。2022年至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该墓群开展持续性主动发掘，共清理十六国墓葬18座、唐代墓葬9座，出土各类遗物600余件（组），其中包括墓志2合、木券1组，为深入研究晋唐时期国家治理、文化融合、丝路交流提供了关键性实物资料。
“墓地发掘出2座唐代高等级官员墓，即北庭副都护程奂墓以及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墓。其墓志内容对当时局势有详细记载，确证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对西域的持续管辖与治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技术部主任、研究馆员尚玉平说。
唐墓随葬器物也是巴达木东墓群的重要考古发现，它们以彩绘泥俑为主，主要有“四神十二时”俑、男女立俑及马、牛、驼等动物俑，是新疆地区唐墓出土数量最多、种类最全、保存最完好的泥俑组合。此外，口含、手握钱币的丧葬习俗在墓葬中普遍存在，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色。这些都展现了西域社会对中原文化的认同。
墓中出土钱币中，有唐朝流通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也有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等外来货币，还发现希腊、波斯风格的三耳绿釉罐，以及中原特色的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银平脱葵形漆盒等。
“泥俑、陶器、木券、金银器、钱币、铜镜、漆器……墓群丰富的出土遗物，是多元文化交汇的鲜明印记，见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尚玉平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郭物表示，巴达木东墓群墓葬结构清晰，文化面貌多样，内涵极其丰富。多件器物尚属首次发现，填补了唐时期丧葬习俗的空白，再现了西域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场景，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见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
（记者 赵晓霞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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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扶绥县吉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群
2. 江苏无锡市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3. 广西恭城县牛路冲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遗址
4. 山西昔阳县钟村夏商时期遗址
5. 浙江绍兴市越国都城遗址
6. 河南洛阳市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
7. 浙江嘉兴市东塔寺遗址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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